单独二胎能否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

人口专家预测，我国人口红利从2013年开始消失；2013年9月的某一天，中国老年人数悄然迈过2亿人大关。11月中旬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宣布放开“单独二胎”政策。

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呈现负增长、生育率降低、人口老龄化等所有发达国家曾遭遇的难题，开始在中国发生。已然被扣上了“老龄”帽子的中国，对生育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不过，单独二胎的放开，能否阻挡人口红利消失，如何延续维系中国经济发展的优势，仍有待时间检验。

去年劳动年龄人口首现负增长

劳动年龄人口首次呈现负增长，这是一个根本性变化。由于这个变化，资本积累、人力资本、劳动力投入都会受到影响，所以人口红利已经消失。

“我们考虑了快一年的时间，最后决定要二胎。”阿宾告诉记者，“生二胎”会改变他现有的生活，但算计了很久之后，夫妻二人仍然做出了一致的选择。

阿宾是北京一家职业学院的老师，月收入接近两万元；妻子在一家公司做会计，月收入5000元。夫妻俩都是独生子女，上面有四个老人。“生二胎不只是为了养老，更多是觉得家里人多、热闹，不希望自己孩子长大后没有兄弟姐妹。”阿宾对记者表示，传统中国大家庭的模式在很多人心中根深蒂固，“我不希望老了，我们夫妻俩孤独地生活在一起。”

阿宾是北京一个普通中产阶层家庭的缩影。若离开个人和家庭层面的考虑，从更加宏观的角度观察，生育率降低、老龄化程度加深造成的人口结构的变化，正深刻影响着中国的经济社会生态。

在人口和劳动经济领域专家的研究中，人口老龄化、“人口红利”消失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人口变化第一步是生育率下降；第二步是劳动年龄人口从快速增长到增长趋缓直至不增长；第三步则是老龄化。从趋势越来越清晰的统计数字看，显然中国也已经迈开这不可逆的一步。

生育率是指平均每对夫妻生育孩子的数量，生育率处于更替水平意味着孩子的数量与父母辈持平，人口最终将稳定。中国的更替水平在2.2以上，即每对夫妻平均至少需要生育2.2个孩子才能维持人口长期不衰减。但是，2012年国家统计局的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国内生育率仅为1.25。有学者认为，即便统计局数据可能被低估，按照实际1.4的生育率，也意味着每一代人出生人口将减少36%。

不仅如此，今年1月，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明显出现绝对下降，比上年减少345万人。“劳动年龄人口首次呈现负增长，这是一个根本性变化。由于这个变化，资本积累、人力资本、劳动力投入都会受到一定影响，所以‘人口红利’已经消失。”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预测，未来中国劳动人口比例会持续下降。

在蔡昉看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靠资本积累，其贡献量占经济增长比重达60%至70%。而资本积累的实质是人口因素带来的优越条件。过去中国通过资本积累来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依赖点在于：一是中国长期人口抚养比呈下降趋势，负担轻，所以成就了中国几十年来全世界最高的储蓄率；二是中国劳动力无限供给。

有专家预测，随着以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为表征的人口红利消失，中国GDP潜在增长率预计将从1995年至2010年平均10.3%的水平，下降到“十二五”时期的7.6%。这样一来，生育政策的调整已经迫在眉睫。

潜在年均经济增长率有望提高

在总和生育率迅速提高到1.77至1.94并进一步保持这一水平情况下，2031年至2035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可以提高7.1%至11.8%，2046年至2050年可提高15.5%至22.0%。而这个总和生育率水平恰好与立即放开“二胎”的改革方案相对应。

“我赞成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调整。原因在于计划生育政策是1980年开始实行的，当时提到30年后情况发生变化可以采用别的方式或者政策。”蔡昉表示，“情况发生变化”就是指生育率下降，现在中国生育率下降到1.4的水平，已经具备了改变政策的条件。在广泛的社会呼吁下，经过多年调研，政府在2013年11月15日宣布放开单独“二胎”。调整生育政策事关中国人口和经济社会的均衡发展。

“在把总和生育率迅速提高到1.77至1.94并进一步保持这一水平的情况下，2031年至2035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可以提高7.1%至11.8%，2046年至2050年的潜在增长率可提高15.5%至22.0%。而把今后总和生育率提高到1.77至1.94的水平，恰好与立即放开‘二胎’的改革方案相对应。”他还说。

很多专家认为，从长远角度来看，放宽生育政策能对经济发展产生积极正面作用。

“事实上，我们认为，放松计划生育政策是一个相对简单的改革举措，但却能够为下一步改革积累更强的公众基础，并能够在中长期内增强经济发展的动力。”德意志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马骏的研究团队研究表明，从长期来看，放松一胎化政策可以提升经济增长的潜力。由于今后几年出生的人口在2030年左右将成为劳动力，在改革“两步走”情景下，2030年至2050年间中国潜在年均经济增长率将因此提高0.2个百分点。

记者从卫计委了解到，“单独二胎”政策的适用人群为：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夫妇；而独生子女是指本人没有同父同母、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政策启动时点则为：全国不设统一时间表，各省（区、市）自主确定时间，但是各地启动时间不宜间隔太长。

中国已陷入低生育率陷阱

政策调整后，人们愿不愿意再生育，为政策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人口结构打上问号。

在政策的重大调整后，人们愿不愿意再生育，为双独二胎、单独二胎政策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人口结构打上问号。

独立人口学者何亚福认为，此次提出的“单独”可生二胎政策对生育率的提高不会太大。“一方面，只有城市一部分人群可以享受政策，农村大部分人不符合要求；另一方面，即使符合要求，在一些大城市，如北上广深仍有不少夫妇不愿意生。”

北京的公务员张敏和老公就是后者中的一员。张敏夫妻俩是都是北京公务员，家庭月收入在一万元以上，但双方都对生育二胎没有兴趣。“我们不想要二胎。”张敏告诉记者，“我们希望有两人自己的生活”。

她说，孩子从上学开始就加入了社会竞争，除了上幼儿园，还需要上英语辅导班、兴趣爱好班。每周末，他们都要带孩子去国家图书馆看书，下午再送去学游泳。“周末的空余时间都用在这上面，我们俩人几乎没有自己的休息时间，围绕着孩子团团转。如果再来一个孩子，生活会更累，这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生活状态。”

而对阿宾夫妇而言，虽然小两口愿意再生，但是生育二胎带来的家庭经济支出增加成为其首要压力。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家里老大今年三岁，幼儿园、培训费、衣服费、伙食费约5万，二胎月嫂等费用5万元，我和老婆消费费用5万元，4个老人一年的花费5万元。”他说，这每年20万支出是一个非常保守的数据，前提条件是家庭中所有人没生病，也没有什么娱乐生活。

事实上，从已实行多年的双独二胎政策对人口结构的影响来看，结果是微乎其微。上海市卫计委统计显示，目前上海户籍人口中约有200多万个双独家庭，按现行政策都有资格申请生二胎，但是5年来，实际申请户数仅13000多例，实际生育登记仅7000多户，占比0.35%。北京市城市双独家庭受访者中，26.13%选择了“愿意生二胎”，44.16%选择了“不愿意”，29.71%选择了“没想好”；而农村双独家庭只有36.33%愿意生育二胎。

在人口学者、携程网创始人梁建章看来，长期低生育率会导致未来社会极度老龄化，养老负担沉重，让育龄家庭不堪重负，反过来会抑制生育意愿，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年轻夫妻普遍感觉养不起孩子并开始感受到赡养老人的压力，说明中国已经完全陷入了低生育率陷阱。”他表示，生育政策逆转带来的反弹非常有限，这在一些发达国家已有体现，如新加坡和韩国都曾实行过柔性的生育控制政策，后来都改弦易辙，但目前其生育率均处世界最低水平。

“第二次人口红利”仍有较大空间

通过创新制度，中国有望得到以“资本较多，劳动力较少”为特征的二次人口红利。

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动力源——“世界工厂”主要依靠的是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不过，显然“人口红利”作为中国曾经的核心发展动力正在逐步耗尽。有专家指出，通过创新制度安排，加快改革步伐，中国有望挖掘更深层次的经济发展潜力。

“面对人口红利消失，我们应该树立这样的理念：‘第一次人口红利’终究会枯竭，而‘第二次人口红利’潜力则是无限的。”蔡昉说。

近年来，有学者将人口红利的概念进一步划分为“第一人口红利”和“第二人口红利”。

其中，“第一人口红利”用“支撑比”来表示，即有效生产者与有效消费者人数之比，它不考虑单位劳动者产出变化。该支撑比上升，表明有利于经济增长。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间，中国正好处在第一人口红利期，创造了人口要素的比较优势。

虽然我国劳动力供给增长放缓，第一次人口红利接近尾声，但有学者指出，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源泉的枯竭，相反，中国未来其实还潜藏着“第二次人口红利”，即人口结构变化促使居民积累财产，从而导致资本快速积累，而整个经济的资本深化推动了单位劳动者产出提高。

从劳动力质量看，“第二人口红利”有较大空间，仍将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升劳动生产率。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随着中国竞争力、利润和剩余增加，资本就会快速积累，而劳动力的增加受人口增长的限制是有限的。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就会不断改变，发展模式会从劳动力较多、资本较少，逐渐变为资本较多、劳动力较少，这个转变过程也体现在发达国家的发展进程中。

不过，这一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策和制度环境。专家认为，通过创新制度安排，加快改革步伐，中国有望获得“第二次人口红利”。

此外，蔡昉认为，加快城市化进程，促进公共服务的全覆盖，把目前2.3亿流动就业的农民工和就地转移就业的农民工，变成真正的城市人口，就可以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另一半人口红利”。（记者 李唐宁 曾亮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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