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F副总裁朱民亚投行应坚持高标准

IMF副总裁朱民：亚投行应坚持高标准

2015年全球经济能否恢复增长动能？ 强美元格局下各国应如何应对货币风险？ 人民币加入SDR特别提款权有没有胜算？

2015年全球经济能否恢复增长动能？强美元格局下各国应如何应对货币风险？人民币加入SDR(特别提款权)有没有胜算？久拖不决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0年份额和治理改革将何去何从？新建立的亚投行又应如何创新发展？　　不久前，IMF副总裁朱民接受了媒体专访，针对上述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把脉问诊”。

朱民认为，今年全球最大的金融风险依旧是货币风险，目前美元走强和美联储的加息预期会继续增加全球金融市场的波动性。“历史上曾经有两次美元走强带来的著名危机，分别是1982年的拉美危机和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目前新兴市场的资金流出尚未达到1998年金融危机的水平。”他表示。　　此外，随着日元和欧元大幅贬值，新兴市场国家也接二连三地降息或实行宽松政策。“当前很多国家都存在产出缺口，因此需要动用财政、货币政策支持产出，在此过程中可能会对汇率存在影响，我们不主张竞争性贬值。”朱民强调。　　对于中国而言，IMF份额和治理改革以及中国今年能否加入SDR货币篮子是两大关键议题。朱民表示，IMF将继续督促美国国会尽快通过2010年改革方案。与此同时，“我们不能等美国的国会，我们有一个‘B计划’已经开始启动”。　　至于人民币加入SDR的审核，朱民称IMF正在对人民币进行认真全面的评估，将形成报告，且结果揭晓的时间将服从质量，并会将中国推进资本账户开放等改革措施纳入考量。　　当被问及对亚投行的看法时，朱民表示，IMF对亚投行表示欢迎和支持。在他看来，亚投行应坚持高标准和国际组织的基本原则，例如透明度；此外还应积极创新，并关注项目的宏观影响。　　全球增长仍不均衡　　第一财经日报：根据IMF最新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15年全球经济将增长3.5%，与2015年1月时预测一致。如何评价全球经济走势？　　朱民：首先，3.5%的增速仍不够强劲，不足以创造足够就业。其次，全球增长不均衡。发达经济体的前景在改善，而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预计将放缓，主要是由于一些大型新兴市场经济体和石油出口国的增长前景减弱。在发达国家中，美国和英国复苏强劲，而日本和欧元区依然疲软；新兴市场国家中，印度和中国仍保持强劲增速，而巴西和俄罗斯一个负增长，一个接近负增长。因此出现了多元恢复经济增速的格局。　　日报：处于低位的油价扮演了何种角色？　　朱民：在此格局下，油价也是重要问题，低油价究竟是供给还是需求造成的？即这究竟是结构性问题还是周期性问题？这对于政策很重要，若是结构性问题，各国都需要重新定价来决定未来政策。　　总体而言，石油问题的起点是总供给造成的，但根本还是总需求，因此还是结构性问题。石油生产成本基本上从15~16美元/桶到100美元/桶，但平均值也就在55~60美元/桶，美国页岩油生产成本已经降到45美元/桶。现在石油市场价格和生产成本相对比较吻合，从总供给方面看，厂商仍有积极性继续生产。石油生产成本比较高的是两块：深海石油的成本大概在80美元，加拿大的重砂石油成本在90美元左右，但这两者都是资本密集型行业，已经投入资本，还是得生产，因此全球的总供给还是会维持在这个水平。　　但是总需求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一是能源的有效性提高，每单位GDP对能源的消耗在过去十年中下降很多；二是石油在能源消耗中的比重下降，因为对天然气和其他新能源的使用上升很快，比如在发电领域，油曾经占20%，现在只占10%；三是全球投资在下降，今年全球投资水平低于2007年。IMF预计今年油价将维持在60美元/桶。今年石油投资下降了35%，明年会继续下降，直到投资周期产生产能下降，直到7~8年以后需求上升才会推动石油价格继续上升，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周期变化，因此石油进出口国的政策都会出现很大调整。　　其中，油价对石油输出国财政影响尤其大，因为石油价格有三个部分，即生产价格、市场价格和财政价格。以沙特为例，沙特石油的财政价格是109美元/桶，也就是说沙特需要油价在109美元/桶以上才能维持其财政水平。所以沙特现在就不得不动用储备来支持财政水平，或者加大财政赤字，现在两者都有，或者实行货币贬值来维持国内货币价格。因此石油输出国大部分都出现了货币贬值、股市下跌、经常账户赤字、财政赤字，因此调整财政便成了重点。　　日报：当前全球潜在经济增速在下降，对此你有何评价？　　朱民：潜在增束在下降，这缘于结构性问题和周期性波动。最新研究表明，危机对于全球经济造成很大影响。新兴市场、发达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的潜在增速都在下降，未来全球增速将维持中速水平。理解潜在增速对于政策实施很重要，如果潜在增速下降时再进行刺激，这可能会催生通胀，也会加大财政压力。　　此外，当前全球贸易下降很快，2014年全球贸易增长为2.8%，2015年为3.3%，不及IMF之前预测的3.5%，2016年贸易增长乐观估计在3.6%~3.7%。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贸易增长一直低于GDP增长速度，这是前所未见的，危机爆发前贸易增长通常是GDP增长的两倍以上。同时，外商直接投资(FDI)仅是2007年60%~65%的水平，说明直接投资跟随着贸易大幅下降。　　值得注意的是，WTO在过去25年推动了全球贸易，但由于关税降低、产业链扩大、交易成本增加，贸易正逐渐走向服务业，商品交易在减缓，资本流动形态也发生了变化，超级大宗商品的周期在结束，以及老龄化导致劳动力不足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潜在经济增长能力。　　日报：当前全球金融市场稳定状况是否有所改善？　　朱民：目前发达国家金融资本总量已经超过危机前15%，新兴国家金融资本总量已经超过危机前30%。危机前，我们说有危机主要是因为金融部门太大了，现在金融部门比危机前还大。　　当前，银行监管已经得到加强，风险相对下降很多，但现在风险从银行移向非银行系统，金融中介越来越多是由影子银行在做，不但是在中国，全世界都是这样。　　今年美国银行给实体经济的贷款比2007年下降了2890亿美元，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今年给银行的贷款比2007年增加了12800亿美元。整个金融中介的模式在发生变化。　　此外，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存在一系列监管问题。一是集中度高。世界上五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现在都达到3万亿~5万亿美元；二是不透明度很大；三是它们同时参与市场拆借。从危机到现在，对银行的监管是在大刀阔斧进行，但对银行外的监管其实没有找到很好的办法。也正是因为该类型公司透明度不够，导致资产结构性流动不高，即个人手中持有资产的期限在变长。相对央行的流动性宽裕，市场流动性变得紧张，资产变现的能力在下降。一旦遭到外部冲击，投资者产生恐慌情绪，则市场会有比较大的动荡。　　不支持竞争性贬值　　日报：强美元周期已经开启，当前风险是否在加大？美元是否会继续走强？　　朱民：美元将持续走强，当前存在三大风险。首当其冲的就是美元走强，美元在过去六个月持续走强且步伐很快，因为不同国家的货币政策，相应国家进行了调整，例如欧元和日元持续走弱。美元走强的影响颇大，比如会影响很多公司的资产负债表，特别是以美元计价的资产负债，还债压力会增大。例如，亚洲新兴市场的公司债已达到13000亿美元的规模，其中大部分是以美元计价。　　第二个风险，即美元走强所引发的资金流动，这会导致美元回流至美国。历史上有两次美元走强导致的金融危机，一次是1982~1984年的拉美经济危机，一次是1997~1999年亚洲金融风暴。当前美元还没达到1998年的水平，但美元会继续走强，这对全球资本流动、公司债务结构和国家的外汇债务都有影响，过去有些新兴市场国家还发行了一定数量的外汇债。除了日元和欧元走势当前比较清晰，其他货币对美元汇率的走势仍存在很大不确定性。　　当前还存在第三个风险，金融市场最困难的局面是出现了负利率，像瑞士的利率为-0.75%，这对整个消费预期和长期金融资产、金融结构、金融风险有很大影响。比如保险业，由于其行业性质，投资周期较长，因此不会投资高风险领域，而低利率导致了保险业长期资产负债错配相当严重，因此负微利率情况下的长远影响，特别是负利率波动时引起的市场价格波动引得各方关注。当前债券市场的期限溢价、流动性溢价也很小，说明市场仍在追逐风险和收益，因为收益太低，即风险溢价太低，如果风险溢价和期限溢价再发生变化，是否会使市场产生很大波动？这是低利率国家要慎重考虑的一个问题。　　现在的金融市场已经足够大，也出现了潜在的金融风险，以上三个风险会不会产生并对金融市场产生冲击导致酿成危机，这是各方广泛关注的问题。　　日报：市场预计美联储今年可能开启加息进程，你认为当前加息将对全球资本流动产生何种影响？　　朱民：美联储加息会影响风险资产的重新定价，会引起全球资本回流，这部分影响不可低估。在公开讨论时，美联储主席耶伦未承诺何时加息，但保证会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这是一件好事。不过，无论加息之路是缓是急，美元还在走强，这对美国经济增长会造成0.5个百分点的拖累，当前就业依然不稳定，通货膨胀率仍然低。尽管如此，市场对于美国加息的预期仍然存在，这会造成由于风险资产重新定价引发的资本流动，这不容忽视。　　日报：随着日元和欧元大幅贬值，新兴市场国家也接二连三地降息或实行宽松政策，未来会否出现竞争性贬值？　　朱民：我们不主张竞争性贬值。当前很多国家都存在产出缺口，因此需要动用财政、货币政策支持产出，在此过程中可能会对汇率存在影响，但竞争性贬值是不可接受的。不过，今年最大的风险仍是货币风险，包括利率风险和汇率风险。　　人民币加入SDR评估已启动　　日报：2010年IMF份额和治理改革由于美国国会的阻拦至今没有通过，IMF所说的“B计划”是否将会推行？　　朱民：IMF再一次对美国不能通过2010年额度改革表示极度失望，并督促美国国会尽快通过2010年改革方案。与此同时，也很明确，我们不能等美国国会，我们有一个“B计划”已经开始启动，IMF春季年会对“B计划”给予了认可。　　在2010年正式改革不能完全实施的情况下，要通过其他办法从发达国家转移一部分额度，或者增加一部分额度给新兴经济体国家，使新兴经济体国家份额大致或者在最大程度上达到2010年额度改革所要求的水平。会议要求我们加大此项工作的进展，不能停下来。　　最后达成的协议是，不管是否实现，以2010年改革的基础做“B计划”，作为2015年额度改革的基础。现在的“B计划”尽可能满足2010年的标准。这样虽然由于美国国会不批准，在法律程序上受到很大阻挠，但我们希望在技术层面上能够继续往前走。　　日报：今年是IMF对SDR一揽子货币组成展开五年一度审核的关键年，现在的审核进展如何？人民币此次有无可能进入SDR？　　朱民：评估已经开始，将在7月左右形成报告，我们正在对人民币进行认真全面的评估，包括两方面：贸易使用(2010年中国就达到该标准)，自由使用。后者涉及到很多概念，比如人民币在商业银行负债中的比例，人民币作为外汇资金交易的状况，作为衍生品的状态，在全球发债所占比重，这需要很多的统计，涉及到很多的实际情况。　　例如货币互换，中国央行和很多国家签订了货币互换，货币互换不完全在我们的统计之中，但我们知道这个情况，中国和乌克兰有货币互换，我前两天见了澳大利亚财政部长，我问及澳大利亚央行的货币互换，但这个数据也不完全在披露的报告中。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关于外汇交易的问题，是用SWI.T的交易数字，还有用BIS(国际清算银行)报告中的数据，这个涉及到很多技术性的工作，所以IMF内部现在分了几大模块，对于每一项数据进行核实讨论，把这件事做实。　　第二就要开始考虑改革方面的政策，今年人民币要推进资本账户开放，这意味着人民币的可使用将会进一步提高，这些都是我们要考虑进去的因素之一。所以人民币进入SDR已经在评估的过程中，这个过程会需要一些时间。　　日报：最快可以什么时候知道审核结果？　　朱民：时间服从质量，严格意义上说今年是SDR的评估年，但考虑到人民币的特殊性和重要性，时间问题也会有一定弹性。我们会充分考虑各方因素，充分考虑质量。　　年底前我们会给出初步报告，但确实只是初步报告以给出框架，然后进行补充调整，再由董事会抉择。　　日报：关于“自由使用”有四个标准，有一个说法是这四个标准也可能改变，目前各方尚未就此达成共识。你对此怎么看？　　朱民：从人民币可自由兑换程度而言，目前IMF衡量“可自由使用货币”主要采取以下四项标准：即该货币在国际外汇储备中的份额、以该货币计值的国际银行借贷、以该货币计值的国际债券，以及即期外汇交易量。对于四个标准，我们在做评估时有一些很重要的方面，第一，我们分成几个组在收集不同的数据，来看中国在四个标准下的国际地位；第二，对这四个标准也在考虑，看这四个标准是不是仍然继续反映了当今世界的主要经济市场的变化，这四个标准是可以探讨的，但最终的决定要由董事会投票决定。　　亚投行应在　　投融资领域积极创新　　日报：中国在工业领域的通缩比较严重，但股市却在暴涨，你如何解释这一背离？　　朱民：中国工业增长低于GDP增长，这是很少见的现象，表明企业盈利能力减少，产能过剩仍然存在，企业竞争能力不强。因此中国企业进入一个新的攻坚期，包括对制造业产业链的重新提升和组合。全球产业链进入成熟过程，中国需要不断剥离低附加值产业，加入高附加值的产业链，提高利润空间，这对中国至关重要，也是巨大挑战，其中包括国企改革、企业效率提升。　　日报：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此前IMF报告称，印度今年经济增速首次超过中国，你认为这是否会成为“新常态”？　　朱民：大家没必要将中印经济水平相比，因为印度和中国仍处于不同的发展状态。印度仍处于利用廉价劳动力、需要大规模投资基础设施的阶段，而中国人均收入从600美元到6000美元，已进入中产阶层，廉价劳动力不具有优势，且中国过去进行过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因此也不存在继续大规模提供普通基础设施的空间，尽管高科技基础设施空间仍存，如智能电网等。可见，中印处于不同发展阶段。　　回看韩国、中国台湾、日本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人均收入都有一个稳健发展的过程，其增长核心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此前中国台湾的劳动生产率大幅下降，但在注意了该问题后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经济增速也不断恢复。因此，中国经济正是朝着质量调整这一方向迈进，而印度的问题在于在廉价劳动力、服务业、制造业仍有空间的前提下控制宏观稳定。例如2013年5月，伯南克宣布美国可能退出QE，这对印度冲击巨大，卢比贬值、股市崩盘。因此中印的宏观模式、增长模式不同，没有比较的必要。当前中国经济体量巨大，对于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美国，中国还是应该按照自己的模式继续发展。　　日报：IMF有两级数据公布标准——数据公布通用标准(GDDS)和数据公布特殊标准(SDDS)，去年中国表示愿意采纳后者。　　朱民：当今全球统计信心不足。如美联储对次债分析数据一调再调，远低于危机水平，这也是危机后政府不能采取果断措施进行救助的原因，对情况把握不准。　　再如比利时，其几大银行在发生危机时，银行持股结构极其复杂，无法厘清资产负债流动性，因此金融业面临巨大问题，可见统计是个大问题。因此G20呼吁加强统计的分析和研究，希望要有金融等各行业信息，包括房地产的信息，这都是史无前例的，而IMF在统计方面有很大优势。　　统计标准从GDDS到SDDS，即增加了新指标和新行业。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经济统计的透明度和质量对分析全球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和中国统计单位做了长时间沟通。IMF会做许多技术评估和技术援助，支持中国的整个统计系统逐渐移到SDDS的标准之中，尽管过程艰难、标准提高，但中国的加入对于全球都是利好。　　日报：IMF对于亚投行的结构和治理有何建议？　　朱民：我们对于亚投行表示欢迎、支持、愿意合作。因为在变化的世界里，世界特别需要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来推动总需求，提高长期劳动生产率，因此亚投行的成立对全球经济增长、趋于稳定有益处。　　此前，各方做项目只看内部回报率，现在要看项目的宏观影响，即对经济、就业创造的影响，因此IMF在基础设施的宏观研究方面可以和亚投行合作，空间巨大。　　亚投行是国际组织，因此要遵循其基本原则，例如员工国际化、多元化，因为其创始国远远超出了亚洲的概念。国际组织程序的透明度很重要，例如IMF每次开会的总结都是透明公开的。亚投行也需要不断反映世界经济和股权结构变化，这是亚投行的立足之本。由于IMF的份额和治理改革无法及时通过，这也影响了IMF的公信力。　　此外，亚投行需要积极创新，坚持高标准。基础设施要突破传统设施，走向高科技，包括智能电网、无人驾驶车的路面、建楼要满足环保标准等。投融资体制也需要创新，一个组织或国家的公共市场再大也抵不过私人资本，因此必须要带动私人资本。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尽管说了多年，但在具体实施上问题仍存，各国在法律上各不相同，因此在所有权和经营权的管理、让渡和分割，以及在利润的分割上仍有很多不同的约束。而亚投行可以重新开始，结合亚洲文化对投融资体制进行改革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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